陈月红：欧美主动译介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陈月红博士
由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主办，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文学翻译研究委员会等协办的“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近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此次大会设立了“文学走出去的学理反思”“本土视角与批评自觉”“域外汉学家的译介研究”等议题，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朱振武，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虞建华，浙江大学教授许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建华等专家进行了现场研讨，旨在探讨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找到正确路径。
与会的三峡大学副教授陈月红梳理了历史上欧美主动译介中国古籍经典的过程，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出路。
汉译外:“我想让你知道的”不等于“你想知道的”
自1995年中国政府启动“大中华文库”重大翻译工程以来，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批由国家层面大力推动的对外出版翻译工程陆续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成为塑造中国形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由此也受到了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翻译领域，与之相关的讨论不断深入，从最开始以原语文本为导向的“怎么译”，逐渐发展为关注目的语读者的接受问题。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介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进行文化外译选题时，往往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做决定，并没有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对翻译的社会需求。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认为，对外出版译介工作中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一些译著者和出版者对境外受众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常常把‘我想让你知道的’等同于‘你想知道的’，导致部分作品‘自说自话’，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李雪涛指出：“在选题方面，目前主要以我们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方向，我们认为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和研究著作就被翻译成外文，很多的选题对于译入国的读者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目前的模式基本上是由我们单方面判定各个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等)读者的阅读兴趣。”由于中国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宣传原语文化为目的的翻译活动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而历史上的汉译外翻译活动，主要是目的语国家为了满足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主动译介活动。纵观二十一世纪之前的汉译外历史，主要表现为目的语国家对我国文化的主动译介。在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以伏尔泰为首的欧洲启蒙家们主动译介儒家思想，以帮助他们完成挣脱神性束缚、树立理性传统的历史使命。中国第一部戏剧《赵氏孤儿》的西渐过程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是在中国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的二十世纪，也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动译介了不少中国文化元素，借此达到改良文学、文化及社会的目的。比如，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引领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译范式，借以改良腐朽的维多利亚诗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译介更鲜明地体现在对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译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蕴含了丰富生态价值的道家思想的广泛译介；二是对充分浸染在“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中的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山水诗歌的大量译介。
这些主动译介均足以证明：只要中国文化中有能为目的语国家服务的元素，总会被目的语国家主动引介，正所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因此，研究历史上及现阶段目的语国家对我国文化主动译介的动机及内容，对优化“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选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道德经》在西方成为除《圣经》外被翻译得最多的文本
二十世纪，道家地位在西方逐渐上升，是与其蕴含的生态价值息息相关的。自古以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两者在很多方面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对立。但比较而言，由于儒家思想能够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一直以来比道家思想更受尊崇。第一批来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欧洲传教士们对道家思想是怀有偏见的，此态度显然受到中国朝廷的影响，因此，儒家思想最先被西方接受，并对十八世纪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而道家则被视为旁门左道，不登大雅之堂。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才真正发现了道家思想的宝贵价值，特别是其生态价值，由此对道家思想的接受比儒家要热烈得多。艾伦·瓦茨、李约瑟、卡普拉等对道家生态价值的挖掘作出了重要贡献。
德国的卜松山曾撰文详细分析了道家生态思想在西方逐渐被接受的过程及背后的原因。认为“首先是文化和文明批判之投向……对文明的批判在新近时期表现为生态保护运动的一个重点，这是卢梭‘回归自然’口号的现代翻版。这里，道家人与自然一体的观念便闯入了西方敞开的大门。对西方很多人来说，‘现代的困扰’，已蔓延到现代生活世界的其他领域，比如技术和经济效益挂帅把现代人束缚于‘目的理性’思维的‘刚硬外壳’(韦伯)，所以，道家文明批判观点可以对今天厌倦现代文明的欧美人发挥影响”。
在现代西方，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显然更受追捧。《道德经》在西方成为除《圣经》外被翻译得最多的文本。Tao (道)、Yin(阴)、Yang(阳)早已成为英语世界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其使用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建立在道家思想基础上的“太极拳和风水，它们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这些东西很早就在西方被包容、移植和发展了。”(克拉克)道家思想甚至对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改变：过极简生活、“少即是多”等生态思想都能在道家思想中找到源泉。
王维成为二十世纪在西方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诗人
二十世纪初，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诗歌之间跨时空的对话，而美国诗人主动译介中国古典诗歌是其重要表现。中国山水诗的代表，如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等特别受到青睐。而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唐朝诗人寒山的诗之所以能在美国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深生态诗人斯奈德对寒山的有效译介。
美国译介中国诗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这一阶段，庞德得到了著名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生前还没来得及整理的中国古典诗歌学习笔记，在1915年编辑整理出版了包括李白、王维等中国诗人的诗歌英译选集《华夏集》，由此引领了美国诗人主动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个高潮。
费诺罗萨在其笔记中，对山水诗人王维给予了特别关注。受费诺罗萨影响，庞德在其1915年列出的中国诗人名单中，将王维排在前八位著名诗人之列。王维的诗歌深受道家和禅宗生态思想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超越了自我和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这与西方现代深生态观不谋而合。
美国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二十世纪中期。赵毅衡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典诗歌中传达的独特的自然观吸引了不少西方诗人的眼光。其中，斯奈德毋庸置疑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生态诗人及深生态学者。他的成功翻译使得在本土名不见经传的寒山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美国的寒山”。作为深生态思想的倡导者，他从中国大乘佛教及道家思想中寻找灵感，用以阐发他的深生态思想。而他也大量翻译了王维等中国诗人的诗歌，他对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的充分把握为他成功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奠定了必要基础。
要使对外推介的译本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必须有鲜明的文化自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什么会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产生兴趣呢？在二十世纪之前，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本质差异一直存在着，并且鲜明地体现在诗歌、绘画等艺术中。
上世纪初，在美国逐渐兴起的荒野情结促进了他们对崇尚天人合一的禅宗及道家自然观的理解。而1960年代西方现代生态危机在美国爆发后，不少西方生态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东方传统思想中找到医治现代生态危机的良药，由此出现明显的向“东方生态智慧”回归的倾向。对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关注在二十世纪的西方逐渐成为了一股显流，由此推动了对道家思想与山水诗歌的主动译介。而就现当代文学作品而言，一些蕴含丰富生态价值的作品，比如《狼图腾》，朦胧派诗歌，海子、于坚的诗歌等，都被西方主动译入。这表明西方在二十世纪生态意识的增强直接影响了他们“译什么”的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黄忠廉在《文化译出谁主译？》一文中指出：“文化缺什么，才会强调什么，也才会主动译入什么。”以此观之，要使对外推介的译本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必须有鲜明的文化自觉，充分了解自身文化的吸引力之所在，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臻美境界。西方在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化的主动译入可为我们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